我愿意做这样一条水草与批评家冯强对谈(2)_中国教育学刊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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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做这样一条水草与批评家冯强对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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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攀：在你的论述中我们发现，在你思考的维度中都会有从古典诗学中为新诗“当代性”的阐释寻找生发点的这么一面。比如你在《新诗经验的当代性：结构思维与虚—待意向》一文中，就提到要以“仁”释当代性诗歌。请问你是不是认为新诗与古典传统具有不可剥离的关系？古典传统是否也在新诗中获得了它的“当代性”价值？

冯强：容我引一段王夫之的话“当吾之悲，有未尝不可愉者焉；当吾之愉，有未尝不可悲者焉。目营于一方者之所不见也。故吾以知不穷于情者之言矣：其悲也，不失物之可愉者焉，虽然，不失悲也；其愉也，不失物之可悲者焉，虽然，不失愉也。导天下以广心，而不奔注于一情之发，是以其思不困，其言不穷，而天下之人心和平矣。”我很佩服这席话，觉得是从一个真正的儒者笔下写出的。感伤的诗学传统其实是“目营于一方”而“穷于情”，太狭隘了。“天地万物一体为仁”这个想法在罗姆巴赫的结构思维也已经明确提及。所以你可以说欧美的现代性扩展到极端之后必然会内卷为当代性，那个时候他们能说出的东西可就比我们多得多了。毕竟现代性话语是分析的、批判的，所有别人的传统全部可以拆个底朝天，带有高度的主体化成分。当代性话语则有点像济慈所说的“消极感受力”或者佛教里面的“内观”，能明晰现代性话语的界限和极限所在，可以说是去主体化的。我怀疑欧美文化从20世纪60年代已经开始合了，现代性的主体化部分和当代性的去主体化部分往一处合，合成一个新的主体。这样一个主体不再像现代性主体那样一味对世界进行架座—控制，而是保留了稀薄的意向性，一种庄子讨论“气”时所说的“虚而待物”的状态。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对欧美文化的了解还是太少。尤其在这样一个著名学者嘴中接近于意识形态冷战的时代。当然，我自己对当代性的研究时间还太短，能说出来的还太少，只是隐约觉得它就像水草或水草上的气孔，可以把阳光转化为氧气，一来帮助鱼更好地呼吸，二来净化水体，让我们在一个相对狭隘的空间里保持最大的洞见。我愿意做这样一条水草。

曾攀：在《诗歌符号学研究中的身体问题》中你为什么不认同将身体分隔成“精神性”与“肉体性”的做法呢？

冯强：福柯在《监禁与惩罚》里曾说“灵魂是肉体的监狱”，欧洲现代性的主客二元论传统走到极端的确是这个结果。但走到极端不是坏事，极端其实是摸清了界限的所在，倒是事事中庸可能会变得毫无界限。福柯在晚期很多作品都在讨论个体的修养修行，完全不像早年那个离经叛道的福柯。但他是试探到界限之后的回归，跟一开始我们就站在老祖宗的典籍上唱着文化正确的高调是不一样的。精神肉体的两分没有问题，但是对经验进行分析性的肢解之后，如何面对肢解后必然消失掉的整体感需要很大的智慧。肯定不是像现代性那样以系统思维的方式主体任意宰割客体，命令一切客体各就各位。杜威和胡塞尔之后，我们有了质性思维和结构思维。在这个思维中，任何一个个体最内在的本质性，就在于它属于一个活生生的共通体。罗姆巴赫举过一个例子，在眼中脚即眼，在脚中眼即脚，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质性结构，眼在小径上“散步”犹如脚“看出”了大地。

曾攀：布尔迪厄曾经提到过，“从分析角度看，一个场也许可以定义为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场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的，聚集成一个具有内部肌理的稳固的存在，从中形成诸种合力，但也有可能相互排斥，这在个体与社会中，都是有所体现的。我注意到，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是你即将出版的博士论文《新诗海外传播的当代性反思》的重要理论支撑。可以谈谈你是如何从这一理论上获得选题以及行文分析的灵感么？

冯强：布尔迪厄的很多说法我至今仍然非常欣赏。比如“个体性即社会性”，我觉得跟杜威的质性思维、罗姆巴赫的结构思维存在着家族相似，只不过将其迁移到了日常政治领域。我甚至觉得它提供了一种现象学政治哲学和历史现象学。但运用的时候其实有阻力，我的感觉是带有一些冒犯性。我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首都师大的王光明老师就非常不同意我以这个理论来分析多多的诗歌。不过文学批评有时即使说错了，构成了冒犯，也还是有纠正的机会，文学批评包括自我批评嘛！不过我在运用场域理论来分析欧阳江河的国际化写作风格时，我觉得他还是非常犀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