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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做这样一条水草与批评家冯强对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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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曾攀:你在论述“传播”一词的相似语源时你提到了“社区”。随后你在新诗海外传播的对策研究中提到了“文化社区”这一看起来偏向社会学的概念,能
曾攀:你在论述“传播”一词的相似语源时你提到了“社区”。随后你在新诗海外传播的对策研究中提到了“文化社区”这一看起来偏向社会学的概念,能否请你再谈谈这一概念的内涵以及它在新诗海外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
冯强:我可以再次引用后记部分杜威的引文:“宣布某事并不构成传播,即使大声强调也不行。传播是创造参与的过程,是将原本孤立与独特的东西拿出来共享的过程;它所取得的奇迹部分在于,在传播时,意义的传达不仅将肉体与意志提供到听话者,而且提供到说话者的经验之中。”另外我也想再次引用法国思想家吴尔敦对传播(communication)和信息(information)做出的本体论区分,即“信息不等于传播”,因为“信息传递只涉及讯息(message),而传播活动则涉及关系”。传播总是朝向一个他者,总是涉及如何处理与他者的关系,前者可以独立存在,而后者必须有他者的存在和双方的相互认可才会有意义。传播一定是一个社区事件,它涉及到不同主体间基于个体自由做出的尺度变更,变更的结果就是一个新的、共享的“我们体”生成了。这个意义上的传播是结构或质性思维的直观呈现。至于它的地位和作用,结合着书稿看会更清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停留在单方面的信息传递上。
曾攀:你在《行到水穷处?——眺望一个新历史主体》一文中通过分析批评家杨庆祥对贾平凹《老生》这部作品的批评,论述了其二人不同的历史主体观。并且在二者之间的张力中提出了“积极历史主义”这么一个概念,并且用“局部形而上学”形容之,能否请你再详细谈谈这一概念?
冯强:杨庆祥是一个左翼批评家,认同革命,在他眼中,贾平凹《老生》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的文本,因为他否认革命。莫言在《食草家族》中有类似的看法。我既不认同革命,也不认同历史虚无主义,前者是顾随所说的“力”的传统,后者则重新沦为“无可奈何”的感伤诗学传统。可以说,《老生》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是秦晖所谓“法道互补”落实于文人之后几乎必然会发生的结果。我同意杨庆祥从这方面对贾平凹所做的批判;但他的革命思想,我不知道能否摆脱卢卡奇式的总体思维(我们这里称为“系统”)。所以我宁愿退回日常生活,绝不放弃历史和形而上学。在不可能占据一个总体系统视野的日常生活中,不断交互出新的结构。我觉得对我来说,局部形而上学其实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局部抵抗,而从结构的意义上来说,这个局部于我而言已经是全局了。
曾攀:你是国内著名评论家耿占春教授和张清华教授的弟子,从学术传统与师承关系而言,你认为他们各自代表了什么样的风格和路径,对你影响较深之处在哪里?最后还希望你谈一谈关于广西的诗学研究与诗歌批评。
冯强:我读本科的时候,张清华老师还在山东师大,他没给我们开课,但我连续去听了他两个学期的选修课。我对中国诗学传统的很多理解都来源于他。他把王安忆的《长恨歌》作为杨沫《青春之歌》的一次想象变更来处理,读起来让人惊艳。我本来想考山东师大的研究生,如果要考的话肯定也是报张老师。但我考试情况一般,而山东师大现当代考研很热,基本上是十个取一个。最后我就就泡在图书馆另寻出路。竟然读到了耿占春老师的《隐喻》和《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当时耿老师同时在海南大学和河南大学带硕士。我避重就轻,报了海南大学,其实也就是在同一年张老师调去了北京师大。想想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海大读研的三年是非常幸福的。张爽、谭毅、一行都是那时认识的,他们教给我很多东西。前面提及质性—结构思维之后,一种更具智慧性的理性形态就会来临,在我眼中,耿老师就是这种活生生的理性形态,我称为“交往理性的神秘”。我很幸运,跟了两个我愿意跟而他们也理解我想法的老师,他们对我的宽容和期望让我惭愧,希望我能在我教过的学生中将我所理解的他们呈现出来,这也将是一种秘密的责任传递。
对于广西的诗学研究和诗歌批评,我认识曾在广西大学任教七年的李心释(李子荣),当年他帮《广西文学》做诗人访谈,臧棣、孙文波这些诗人都囊括进去了,做得非常好,到现在引用率都很高,诗人西渡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另外还知道罗小凤,听说现在调到扬州大学去了。董迎春你也认识,非常慷慨的朋友,研究“超验诗学”“大诗论”,这些年出了好几本诗学专著,我专门写过一篇评论,他讨论的都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值得尊敬。另外,这几年广西的诗歌出版其实做得不错,小龙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哈佛诺顿讲座、希尼系列都很受欢迎,刘春在师大出版社也做了不少诗歌。这两年交流比较多的是刘巨文,他是雷武铃老师的学生,我硕导女儿的师兄,我好朋友吴小龙的师兄,呵呵,这么多层关系,交流必须多。评价不好说,因为读得少。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学刊》 网址: http://www.zgjyxkzz.cn/qikandaodu/2021/0311/6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