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转变理论趋向与教育学诠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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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上，若把教育因素纳入人口转变理论进行考量，我国人口转变的特异性就得到充分体现。显然，我国人口转变过程整体上符合人口转变与教育因素之间规

综上，若把教育因素纳入人口转变理论进行考量，我国人口转变的特异性就得到充分体现。显然，我国人口转变过程整体上符合人口转变与教育因素之间规律性关系，即人口转变与教育发展是按同一方向进行的，基本符合国际经验的模式。但其特异性在于，我国人口数量转变快于质量转变，在人口数量的转变已经完成后，人口的质量提升并没有保持同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一直处于滞后状态。正是基于我国人口转变的教育标准验证，笔者认为我国人口转变完成是不彻底的，不完整的，我国人口质量转变并没有跟上数量转变，为弥补这一缺口，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人力资本将任重道远。

四、人口转变理论发展的未来趋向

回顾人口转变理论演进历程，结合我国人口转变的特异性，人口转变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向大致有三:一是人口转变理论向综合化方向发展。就人口转变理论的演进过程来看，人口转变理论的研究视角由单一走向多元，但多元之后形成了不同流派的争论，对人口转变理论本身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见解，因此，在多元的研究视角之后，人口转变理论需要综合不同的研究，提炼人口转变论的综合性模型。在人口转变理论百家争鸣的基础上，人口转变理论若能走向综合化，对现实的人口发展问题的解释力也就更强。二是人口转变理论需要解释人口转变完成后的发展方向。在人口转变完成后，人口问题并没有减少。以我国为例，随着人口进入低生育状态后，人口的老化、劳动力短缺、出生性别比偏高、独生子女等人口问题层出不穷，人口转变完成后，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方向将是什么，是被新的理论所替代，还是在人口转变理论的基础上继续拓展，都是人口转变理论后续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人口转变完成之际，能否前瞻性地提出未来人口发展的理论，将是人口理论发挥预见性、前瞻性功能的重要契机。三是人口转变理论需要深化拓展。尽管人口转变论已成为解释当前人口发展过程的基本理论，但在具体国家的适用范围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人口转变模式。同样地，在人口转变的多种影响原因中，可能在某一国家起主要作用，而在另一个国家却作用甚微。因此，结合本国人口实情来解释人口转变过程，既是全面了解自己国情的需要，也是对人口转变理论的补充与完善。

［责任编辑 左晓斯］

人口转变理论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是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用来解释当前世界人口发展状况与趋势的基本理论。1992年，Jacques Veron在《UNESCO Courier》(联合国教科文卫信使)中对人口转变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作了总结，认为该理论始于1934年的Adolphe Landry(A.兰德里)，人口转变是指经济进步或发展打破了某一特定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最初平衡，但这种平衡最终会由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给予恢复 (Jacques Veron，1992)。从理论演进史来看，人口转变理论是对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理论的替代，并与工业革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节奏高度合拍。当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转变理论自形成至今，已经历了经典、现代和后人口转变时期三个阶段，并在理论演进与拓展中形成了众多流派。在人口转变完成后，如何解释和预测世界人口的形势变化，学界仍存争议。但是，结合特定国家 (地区)的人口变动历史，从多维视角解释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变动趋势已成潮流 (Coale and Watkins，1986)。受此启发，本文从教育学维度出发，全新审视我国人口转变历程，尝试从教育学视界进一步丰富人口转变理论。一、人口转变理论的演进轨迹与特征人口转变理论是一种联系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发展过程及其演变的主要阶段为研究对象的人口理论，它和许多西方人口理论不同，不是纯理论演绎的结果，而主要得自对历史经验和实际资料的分析 (李竞能，2004)。人口转变理论起源于20世纪初西欧的工业社会，它以西欧的人口数据为依据，分析人口发展由原始阶段向现代阶段转变与演进的过程，并对其转变的根源、机制及未来趋势进行理论解释。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处于稳定水平。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虽然生活资料迅速增长，但人口自然增长速度反而下降了，它至少在形式上 (即这种变化是在一个时期内出现，但仍没有充分证据否定马尔萨斯的基本结论)动摇了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提出的基本论断:即生活资料生产增长，人口也必然增长，人口增长速度必然超过生活资料增长速度 (马尔萨斯，1826/2009)。针对此种情况，许多经济学家与人口学者对之进行了解释，人口转变理论就此产生。(一)人口转变理论的演进轨迹梳理人口转变理论的演进轨迹，习惯于把人口转变理论划分为几个阶段。李竞能 (2004)把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是其理论体系形成和日渐成熟时期，主要趋向是探讨人口转变阶段模型，并将分析扩展到发展中国家;第二阶段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人口转变理论进一步发展与多元化时期，对死亡率和生育率变动的动因作了多种分析与说明;第三阶段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到二十世纪末，是其理论分析日益深化和发展相对停滞阶段，除继续深入分析人口变动的内在动因外，还探讨了人口转变论的区域适用性，并预测世界人口转变的主要趋势。刘家强 (2004)则把人口转变理论分为经典人口转变理论和现代人口转变理论两个阶段。为能更进一步分析人口转变理论演进轨迹，若以时间为线索，人口转变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经典人口转变论此时期人口转变理论重点是对人口转变的过程进行分段，代表性的理论:一是兰德里(1934年)的“人口革命”论。他根据西欧特别是法国的人口统计资料，结合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首次提出人口转变的三个阶段，并把人口发展过程看作与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的过程;二是诺特斯坦的三阶段论 (1945年)和四阶段论 (1953年)。他根据人口自然变动，把人口发展分为具有较高增长潜力的或者转变增长尚未开始的人口，转变中的人口和已经完成转变的人口三个阶段。到1953年，他进一步修改了自己理论，结合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把人口转变分为工业化以前的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进一步发展阶段和完全工业化阶段;三是布莱克 (1947年)的五阶段论。他把经济变动过程与人口发展过程有机结合，把人口转变分为高位静止、早期扩展、后期扩展、低位静止和减退五个阶段;四是莱宾斯坦 (1957年)对三阶段论的修正。他按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人口自然变动，把人口转变分为传统习俗社会、现代社会前期和现代社会三个阶段，并试图把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结合一起，把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分析人口变动过程的临界点。2.现代人口转变论经典人口转变理论仅局限于描述人口转变的本身，或把人口转变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考虑，但随着人口转变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人口转变不仅仅是某一个因素或几个因素的作用结果，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代表性的理论有:一是寇尔的人口转变标准模式 (1966年)。他根据模型生命表，提出人口转变五阶段的定量标准;二是彼得和拉金的五类型－五阶段模型(1982年)。他把人口转变的五个阶段与所属国家或地区对应起来分析，说明可以加速世界现代化进程来解决人口问题;三是与生育率水平相联系的人口转变理论。例如临界值假说 (Threshold Hypothesis)试图把现代化进程与生育率水平联系起来，旨在探寻现代化阶段的生育率临界点。其它的现代人口转变理论还包括财富流向理论、芝加哥学派及伊斯特林的供求综合框架理论等，现代人口转变理论有一个共同点是在人口死亡率稳定在低水平的条件下，研究重点转向生育率的研究。3.人口转变完成后的理论发展在人口转变完成之后，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与扩充成为理论发展的必然。荷兰学者Van de Kaa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是指在人口转变完成后，发生在结构、文化和技术三个维度的变化促使人口的生育、婚姻和家庭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Van de Kaa，1987)。在国内，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国内学者也在探讨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转变理论与我国的适应性。例如，把低生育研究作为人口转变理论的补充与发展，认为我国低生育目标的实现，现代人口转变趋于完成，但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终结，低生育条件下的许多人口问题，是人口转变理论无法预见与解决的 (邬沧萍、穆光宗，1995)。提出“后人口转变理论”，即认为人们尽快跳出人口数量多少和生育水平高低的狭隘视野，更多地关注今后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以及相关的人口质量、结构、分布和开发问题 (于学军，2000)。(二)人口转变理论的演进特征概观人口转变理论的演进过程，可以发现其已经历了从修正到完善，从经典到现代，从单一到多元的复杂变化。尽管到今天为止，人口转变理论仍处于不断争议之中，但无论如何，人口转变理论已成为解释当代人口发展的主要理论之一。人口转变理论的演进呈现如下三大特征。1.研究对象由宏观逐渐转向微观人口转变论本身就是超越以总人口为研究对象的适度人口研究，而把研究对象更具体化，研究人口的内在结构——出生率与死亡率。也就是说，就人口转变理论本身而言，它在人口理论发展史上是由宏观转向微观，由抽象转向具体的理论。但在人口转变理论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它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由宏观转向微观，由抽象转向具体的发展过程。在经典人口转变理论阶段，人口转变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出生率、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的变化，并部分是结合社会经济的变化进行考察。到现代人口转变论阶段，人口转变理论关注的问题更具体化，如对生育率的深入研究，对人口受教育程度与人口转变关系的研究等，人口转变的归因研究也更具体，解释的维度也更多样，并在不同国家与地区形成了适合各自人口实情的人口转变模式。2.研究视角由单一走向多元人口转变主要是从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动入手，观察人口发展过程的基本规律，这一视角是所有人口转变理论的基本视角。在经典人口转变理论阶段，不同的理论派别除了对人口发展过程的阶段划分有所区别，其它的差异并不大，一般是结合社会经济变化 (如工业化发展过程、经济发展程度等)的过程，把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对应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由此来解释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到现代人口转变论之后，研究的视角趋向多元，人口转变过程虽然表现为人口发展的过程，但它与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因素变动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综合人口转变的不同原因，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人口转变过程，构成了现代人口转变论的多元分支。如结合现代化进程，人口转变过程被认为是与现代化进程同步进行的，而且，人口转变过程与特定地区的文化价值等因素直接联系，妇女的受教育程度也影响了人口转变的快慢与模式等等。显然，研究视角由单一转向多元，人口转变理论已成为多个学科、多个领域共同关注的领域。3.研究方法由定性为主转向定性与定量结合定量方法的大量使用既提升了人口转变理论的科学性，也进一步验证了早期人口转变论提出的合理性。在经典人口转变理论阶段，理论的提出主要是根据定量的资料，结合经验进行定性归纳，人口转变的阶段也是定性划分的，并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到寇尔根据模型生命表提出人口转变的标准模式后，人口转变的定量化研究加强，人口转变理论由理论模型走向数量模型。尽管当前人口转变阶段划分标准各异，但它至少表明了人口转变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开始走向科学化，人口转变理论也可以进行量化分析与比较，进而为其它学科 (如经济学)研究人口转变理论，构建与人口转变的关联模型奠定了基础。综上，人口转变理论作为人口理论中的一部分，它的发展过程是有规律的，纵观人口转变理论的演进轨迹与特征，其理论发展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图1 人口转变理论演进的基本框架二、我国人口转变过程与特征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经历了由高位平衡向低位平衡的转变。那么，在我国人口转变过程中，与世界人口转变的一般模式到底有哪些异同?下面试结合寇尔的理想模式来剖析。(一)我国人口转变过程关于我国人口转变的模式，国内学者已有较多研究。朱国宏教授早在1989年就参照人口转变的一般模式，概括出中国人口转变的模式，把中国人口转变划分为五个阶段。除去中间一个特殊阶段 (1960年前后)，前两个阶段以人口死亡率下降为特征，后两个阶段以人口出生率下降为特征 (朱国宏，1989)。到2001年，穆光宗、陈卫从多个角度 (传统人口再生产、总和生育率、制度—政策—发展)来分析我国的人口转变，认为我国的人口转变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一是死亡率主导的人口转变;二是生育率主导的人口转变;三是统计学意义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四是实质性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五是人口增长类型的转变——从“增长型的人口”转变为“缩减型的人口”(穆光宗、陈卫，2001)。显然，探讨我国人口转变模式，重点是寻找分析的切入点。为与人口转变理论的一般模式相比较，本文以寇尔的理想模式为参考系。如前所述，寇尔结合模型生命表编制中的数据，对人口转变进行数量界定，他把人口转变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静止 (Primitive Stationary)、中前现代(Premodern)、过渡 (Transitional)、现代 (Modern)和现代静止 (Modern Stationary)。各阶段的数量界定如表1所示。表1 寇尔人口转变模式的数量界定结合我国人口转变过程的数据，1949年后我国人口转变已经步入前现代阶段，人口的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也开始下降，但人口死亡率下降速度大于出生率。也就是说，我国完整的人口转变过程的起点应在1949年之前，由于1949年之前没有准确的数据，我国人口转变到底开始于何时，目前没有统一的结论。例如，姚新武认为中国人口转变应起源于18世纪初 (姚新武，1992);雷安则认为我国人口转变起始于民国初期 (雷安，1993)。随后，我国人口转变越过寇尔模式的过渡阶段，直接进入现代阶段，即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人口死亡率稳定在较低水平。到2002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2.86‰，死亡率为6.41‰，两个指标都达到寇尔模式的现代静止阶段标准，标志着我国人口转变的完成。我国人口转变模式如图2所示。图2 我国人口转变模式示意图(二)我国人口转变的特征从整体来看，我国人口转变具有迅速性、控制干预性、不彻底性、不稳定性和不平衡性等特征 (李建新，2000)。但若比较于世界一般模式，我国人口转变模式存在明显三大特征:一是转变阶段的不完整性。我国人口转变过程受政策干预性较强，人口转变的完成并非人口自然发展的结果，因而体现在演进历程上，基本上没有经历寇尔模式的过渡阶段，在现代和现代静止阶段的间隔时间也比较短暂。二是人口死亡率的快速下降。我国人口死亡率下降速度十分快，早在前现代阶段，我国人口死亡率就降低到很低水平 (1953年我国人口死亡率就降至14‰)，并一直稳定在低水平之上。三是人口出生率的强波动性。由于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是受强控型的政策所致，故其下降速度之快、反弹空间的存在以及造成相关的人口问题是特有的。三、我国人口转变的教育学诠释从政策维度解释我国人口转变的特异性显然是合理的，但仍然无法解释我国人口转变的内在机理。为此，结合人口转变完成后该理论的发展趋向，下面试从教育学维度来诠释我国人口转变的特异性，并基于此尝试进一步拓展人口转变理论。(一)人口转变理论中的教育因素教育因素作为影响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重要变量，在经典人口转变理论中都有涉及，特别是在人口转变归因中，由于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同步性，它往往被作为解释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在现代人口转为理论中，教育因素已作为其分析的重要维度之一。例如，在结构主义的人口转变中，“父母的教育程度对生育率水平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尤其是母亲的教育程度高低对生育率变化作用更大。”(刘家强，2004)。同样地，在研究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生育率问题时，有学者认为现代化并不直接对生育率起作用，而必须通过一些直接影响生育率的中间变量(如教育因素)来间接作用于生育率变化 (Blacker，l947)。在国内，学者对生育率研究中一个普遍的结论是: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越倾向于少生。但教育并不能直接影响生育率，确切地说，是受教育的妇女更倾向于晚婚或避孕 (陈卫、黄小燕，1999)。此外，笔者根据1949～2012年教育与人口的相关数据，验证了教育因素在人口转变中的作用:即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预期寿命成显著正相关、与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成显著负相关的关系。(二)人口转变的教育衡量标准如上所述，教育与人口转变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系，人口转变除了可采用出生率、死亡率、现代化进程、经济发展程度等指标来衡量外，教育发展程度也可以用来测度人口转变的程度。所谓人口转变的教育衡量标准，就是用教育发展程度来度量人口转变的程度。为科学计量人口转变的教育衡量标准，本文的教育因素采用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人口转变以出生率指标来表征。借鉴人口统计学中的时期分析思路，以世界各国相关指标的时期数据为基础，假定这些指标为某一队列的数据，通过横向维度的实证分析，计量教育因素在世界人口转变中的衡量标准。为此，本文整理2012年世界37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数据，通过曲线拟合形成如下二次函数模型:其中，Y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X为人口出生率。由模型 (1)可知，人口出生率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变化方向相反，且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持续时间一致。人口出生率由高位平衡的高出生率降至低位平衡的低出生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则由高位平衡的低水平升到低位平衡的高水平。结合寇尔标准模式，按人口转变中的出生率阶段划分标准，代入上述模型中，可求得人口转变中的教育衡量标准如下:即在原始静止阶段，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2.61年;在前现代阶段，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3.24年;在过渡阶段，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3.01年;在现代阶段，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74年;在现代静止阶段，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年。需要说明的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整体呈不断提高趋势，但在寇尔标准模式中，在前现代与现代阶段有一个过渡阶段，此阶段的人口出生率有一个小幅度的回升。因此，对应于此阶段，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也有一个小幅度的下降，但这一过程是否真的存在，取决于过渡阶段人口总量的提升幅度与教育发展速度，就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发展而言，它的发展模式应是持续累增的，但若在某一特定阶段，人口出生率提升，导致人口总量的增加，而教育发展速度慢于人口总量的增加速度，按照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算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会相应地降低。在人口转变中，是否存在着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一个小幅度下降，由于没有经验的数据验证，其结论尚难判断。(三)我国人口转变的教育标准验证前述分析表明，按经典人口转变的判断标准，我国已于2002年完成了人口转变。但我国人口转变是否达到了相应的教育水平呢?笔者把1953～201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代入模型 (1)测算，可得到我国人口转变的理想教育年限 (见表2)。表2 我国人口转变中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说明:理想教育年限是指根据模型 (1)的测算结果，实际教育年限的数据根据历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获得。由表2可知，从教育标准来衡量，我国人口转变过程的人口受教育水平普遍滞后。即使到2002年人口转变完成后，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仍然滞后2.71年。也就是说，在我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包涵了人口数量转变与人口质量转变两个过程。我国虽然人口数量的转变已经完成，但人口的质量转变并没有保持同步。究其成因，大致有两点:一是我国人口转变过程比较特殊，与自发性的人口转变模式不同，我国人口转变过程带有明显政策干扰因素，特别是通过强控政策降低生育率，使人口数量转变快速完成，但人口受教育程度并没有跟上。二是我国人口基数庞大，教育发展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而使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一直偏低。综上，若把教育因素纳入人口转变理论进行考量，我国人口转变的特异性就得到充分体现。显然，我国人口转变过程整体上符合人口转变与教育因素之间规律性关系，即人口转变与教育发展是按同一方向进行的，基本符合国际经验的模式。但其特异性在于，我国人口数量转变快于质量转变，在人口数量的转变已经完成后，人口的质量提升并没有保持同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一直处于滞后状态。正是基于我国人口转变的教育标准验证，笔者认为我国人口转变完成是不彻底的，不完整的，我国人口质量转变并没有跟上数量转变，为弥补这一缺口，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人力资本将任重道远。四、人口转变理论发展的未来趋向回顾人口转变理论演进历程，结合我国人口转变的特异性，人口转变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向大致有三:一是人口转变理论向综合化方向发展。就人口转变理论的演进过程来看，人口转变理论的研究视角由单一走向多元，但多元之后形成了不同流派的争论，对人口转变理论本身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见解，因此，在多元的研究视角之后，人口转变理论需要综合不同的研究，提炼人口转变论的综合性模型。在人口转变理论百家争鸣的基础上，人口转变理论若能走向综合化，对现实的人口发展问题的解释力也就更强。二是人口转变理论需要解释人口转变完成后的发展方向。在人口转变完成后，人口问题并没有减少。以我国为例，随着人口进入低生育状态后，人口的老化、劳动力短缺、出生性别比偏高、独生子女等人口问题层出不穷，人口转变完成后，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方向将是什么，是被新的理论所替代，还是在人口转变理论的基础上继续拓展，都是人口转变理论后续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人口转变完成之际，能否前瞻性地提出未来人口发展的理论，将是人口理论发挥预见性、前瞻性功能的重要契机。三是人口转变理论需要深化拓展。尽管人口转变论已成为解释当前人口发展过程的基本理论，但在具体国家的适用范围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人口转变模式。同样地，在人口转变的多种影响原因中，可能在某一国家起主要作用，而在另一个国家却作用甚微。因此，结合本国人口实情来解释人口转变过程，既是全面了解自己国情的需要，也是对人口转变理论的补充与完善。参考文献［1］Blacker，C.P.， in Population Growth，Eugenics Review，39.［2］Coale，Ansley J.，Watkins，Susan Cotts ，1986.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in Europe:the Revised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on the Princeton European Fertility University Press.［3］Jacques Veron，1992.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UNESCO Courier.［4］Van de Kaa，D.，’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Population Bulletin 42.［5］陈卫、黄小燕: 《人口转变理论述评》，北京:《中国人口科学》，1999年第5期。［6］雷安:《中国人口转变时间考》，北京:《人口研究》，1993年第6期。［7］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8］刘家强:《人口经济学新论》，重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9］李建新:《世界人口格局中的中国人口转变及其特点》，长春:《人口学刊》，2000年第5期。［10］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胡企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11］穆光宗、陈卫:《中国的人口转变:历程、特点和成因》，广州:《开放时代》，2001年第1期。［12］姚新武:《中国人口转变历程的深入探讨》，北京:《人口研究》，1992年第6期。［13］于学军:《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北京:《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2期。［14］邬沧萍、穆光宗:《低生育研究——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15］朱国宏:《人口转变论——中国模式的描述和比较》，北京:《人口与经济》，1989年第2期。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学刊》 网址: http://www.zgjyxkzz.cn/qikandaodu/2021/0518/7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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